九叔走后，靓坤正准备上楼把一片狼藉的马栏打扫一下。从他背后伸出两只手，抓住了他的双肩。

    一个嚣张的声音在靓坤背后响起，“坤哥，这么会看相，不知道早上起床照镜子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出来自己今天乌云盖顶呀？”

    “超哥，别跟我开玩笑了。”靓坤打起笑脸，转身说道。

    “跟你开玩笑？你配吗？”来者是飞雄的小弟沙尘超，听说他是洪兴一位老前辈的儿子，作为黑二代很受洪兴龙头蒋震的看重，所以为人很“沙尘”（粤语称锋芒毕露，表现欲极强，趾高气扬，一副傲慢的样子，所到之处，掀起一番尘土）。

    “超哥有事吩咐，不用叫兄弟们动手动脚吧！”靓坤抖了抖肩膀，想把肩上的两只手抖下去，但是对方一点面子都不给。

    “少他妈废话，耀哥要见你。”

    被沙尘超称为耀哥的只有是洪兴旺角堂口的揸数、白纸扇陈耀，这个大有前途的黑道斯文人。和一般江湖人不同，陈耀没有花名，这也是实力和地位的体现。

    “大圈仔刚刚在这条街上闹了一场，耀哥应该很忙吧？！百忙之中还要抽时间见我，真是令小弟感动……”

    靓坤还没说完，头上就挨了沙尘超一下。

    “老子叫你少废话！”

    沙尘超的话里不仅有嚣张，还有一丝害怕。

    刚才靓坤整蛊卢家耀的时候，本来准备上抓人的沙尘超看到九叔的时候就很识趣地躲在一旁偷听——九叔身上的“警察味”太浓了，他听到了整个过程，心里面也毛毛的，不确定靓坤是不是真的有本事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在香港，社团中人大多比较迷信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警察、黑社会同拜关公。

    迷信程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生活时做过专门研究。他在《西太平洋上的领航者》一书中写到：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，岛民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；只有进入更危险的外海时，他们才会使用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。

    对比不同的职业，渔民的工作要面对凶险复杂的自然环境，就远比坐在办公室工作的医生、律师要迷信得多。在打渔为生的疍家人日常生活中就处处都是禁忌——在疍家做客，不能说饭烧焦了，因为“焦”与“礁”同音，暗示触礁；移动器物时要拿起来，不可拖着移动，否则会有“搁浅”之嫌；在船上把油叫做“滑水”，因为“油”与“游”谐音，只有船翻了才需要游泳。而律师不会在出庭前去庙里求签，医生虽然喜欢在办公室挂几面“华佗再世”的锦旗，却不会供奉华佗、扁鹊的神像。所以，

    而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适合迷信滋长的城市。

    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影响。香港前身是广东沿海的渔村，原住民均以捕鱼为生，恰恰是传统社会中风险最高的职业。1841年之后，凭借便利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转口贸易航运中心，商人又成为社会主要阶层，渔业、商业本身的职业特色为迷信培植了深厚土壤。

    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，政治上始终缺乏安全感，也导致香港人的神经更加脆弱。暴富神话和破产悲剧不断上演的同时，香港自身的前途也始终未知，无论是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巨贾还是升斗小民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掌控。

    而香港所有的职业中，风险最大的莫过于社团——一只脚在棺材里，一只脚在班房里；一三五坐差馆，二四六坐殡仪馆；三更穷五更富……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陈耀坐在神台前的大班桌后，靠着大班椅。

    二三十岁年纪，双眼十分锐利像是能够看透人的心事般，上身穿了一件灰色西装，打着一条浅色领带，领带下则是一件蓝色的衬衫，下身则为一条黑色的西裤，身材不胖不瘦。

    “你就是阿坤？”

    “是，耀哥。不知道耀哥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可以替耀哥出力的。”

    “和你同一层看场的阿辉被条子打死在洗衣街这件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知道。耀哥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。”

    ——说不知道是掩耳盗铃，之后被拆穿更不好圆回来。

    “把你知道的说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耀哥你也知道我那个马栏是没有野鸡的——不管是本地鸡，还是北姑，都没有。我早上到阿辉那里去吃鸡，正好撞上有条子去放蛇杀鸡。那条子也是废柴，被阿辉带着几个手下放翻。阿辉当时就说，要把那三个条子送到九龙城寨，男的喂狗，女的做鸡。本来，被条子抓到带马（拉皮条）不过是罚款三五千而已，但是阿辉这一搞，事情肯定会搞大。我就去追阿辉，想把他劝回来，不要搞大事件。结果，我坐的的士撞上阿辉的车，发生车祸，引来了军装，阿辉和他几个小弟就被装进‘狗笼’（冲锋车上的笼子）。至于被条子打死这件事，我猜，是条子公报私仇，杀鸡儆猴。”

    听完靓坤讲的故事，陈耀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摔碎在地，“妈的，当初就不应该开口同意阿辉这帮混蛋过档，一毛钱没给我赚过，为了给他们擦屁股反倒赔进去一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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